3月24日，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公开举报称，江西一50岁男子龙某通过代孕机构让四川一名17岁少女代孕，于今年2月2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产下双胞胎，女孩在植入胚胎时仅16岁。
我国明确禁止代孕，更何况是未成年代孕。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明确禁止代孕技术，并规定医疗机构违法需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。《民法典》规定代孕合同因违背公序良俗无效，民事权益无法通过诉讼主张。《刑法》规定通过关联罪名间接规制代孕，如非法行医罪、遗弃罪、拐卖妇女儿童罪等。
事件曝光后，经广东中山市相关部门初步核查，17岁女孩代孕产子一事属实。涉事医疗机构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所在地小榄镇政府表示，确有此事，已进一步调查。
除了未成年从事代孕外，上官正义还曝光了代孕机构根据学历明码标价“卵妹”价格、以20万元的价格兜售出生证明、甚至可以根据客户需求“定制”婴儿性别、贩卖多余孩子等行为。
3月28日，上官正义告诉《新浪新闻在场》，线索来自于一家自己已经追踪了一年的代孕机构。2024年，上官正义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代孕机构“爱婴宝”的业务员，被视为“潜在客户”维系。业务员陆续分享过不少成功案例，如代妈（代孕妈妈）的产检、生产、分娩信息，而这样的案例也会被当做“公开数据”发布在业务员的朋友圈揽客。
未成年代孕，有钱就能买到一切？
直到最近，业务员询问上官正义“考虑的怎么样？我们这边又成功了很多。”为了证明业务能力，业务员随即发来一张《出生医学证明》。令人震惊的是，证明显示一名2007年出生的17岁少女于2025年2月2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医院产子，而“父亲”一栏登记的是一名1974年出生的50岁江西籍男子。
“业务员说，因为龙某是单身，没有老婆，无法以自己的名义办理出生证明，因此直接用代孕妈妈真实的身份生产，最后佯装母子关系落户。” 上官正义说道，当自己对信息的真伪表示质疑，对方又发过来一份龙某和代孕机构的签约合同，合约显示龙某某要求指定双胞胎性别，约定费用为73万元，实际支付费用90余万元。
上官正义发现，对外招揽客户时，他们是“广州爱婴宝医疗咨询服务有限公司”；签约时则变成了“广州君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”。
根据合同上的电话，他分别联系了与龙某签订代孕合同的业务员以及龙某本人确认此事，两人均承认，当上官正义问龙某知不知道“代妈”还没有满17岁，龙某称：“不知道。”
“我觉得他有点不负责任”，上官正义对《新浪新闻在场》表示，“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上清晰的写道女孩是才17岁，他去落户口是必须拿那张出生证的，只有这样孩子才能落到他的户口上面，所以他说他不知情，肯定是有一些不负责任。”
“当然了对于他们来讲，哪有什么责不责任，我觉得在他们的眼里面只有剥削，他们认为有钱就能买到一切。”
而非法代孕魔爪正逐步伸向未成年，案例不止这一起。
早在2023年，上官正义就曾反馈过一例17岁代妈在广东佛山某医院产检的信息，经过调查发现，代妈并没有在产检的那家医院生产，因此信息只能移交出去，后续的处理结果不得而知。
他呼吁，“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重视起来，特别是有关部门和妇联，相关的司法宣传部门应该加大宣传力度，让女性特别是未成年的孩子还在学校里面就知道代孕的危害。”
代孕产业链，身体被明码标价
经过中介的介绍，我们知道代孕黑灰产拥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，人员分工明确、流程严密闭环。
他们会伪装成“生殖健康机构”“试管婴儿服务”或“高端医疗咨询”，渗透进社交平台寻找客源。专挑“不孕不育”“单身生育”等主题贴文评论，以“过来人”身份吸引潜在客户再推荐代孕服务，诸如“我某某亲戚家里面也是不想生/不能生，后来找到某某机构，做了一个试管，还不用自己受苦受累”等等。
有人专门寻找“卵妹”，有人专门寻找“代妈”，为了规避网络敏感词筛查，他们用“土地”“租金”或者是谐音、字母等暗语相称。
“卵妹”提供的卵子依据学历明码标价，本科生10万、研究生15万，可通过学信网验证“卵妹”学历，并承诺DNA检测“确保血缘真实”，消除客户疑虑。代妈单胎佣金价格在18-20万，双胎佣金价格在20-24万之间不等，从手术室胚胎移植，到医院生产，再到月子中心都有专人负责。
医院一定是产业链中的一环吗？上官正义向《新浪新闻在场》表示，医院内部人员协助完成人脸识别、住院分娩、甚至伪造出生证明已经不是个案。近两年，他一共举报了43家医疗机构涉嫌和代孕机构勾结。
“代孕妈妈很多都是拿着持客户的身份信息去医院里面住院生产，也就是去冒用别人的身份信息。现在许多医院都用上了人脸识别系统，从住院、生产到办理出生医学证明都能操作下来，大概率有内部人员为他们提供便利。”上官正义解释道。
那么，能否由女客户去完成“人脸识别”这一环？试想一下，女客户“人脸识别”办理住院，代妈生产完立马就走，客户躺回病床佯装产妇，利用医院漏洞上演“真假孕妇”戏码，若无内部人员配合，此类操作很容易被发现。
只要有利可图，难保不会有人铤而走险。“非法代孕涉及到很多部门，市场监管、卫生监督、公安系统等”，上官正义说，“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，加强有关部门的协作执法。”
代孕与人口贩卖界限模糊，律师分析
交流过程中，上官正义能明显感受到代孕机构的业务员非常警惕，具有极强的反侦察能力。
他问：国家和新闻媒体都在高度关注这些事情？
业务员回答：新闻里面都是唬人的。
他又问：你们的机构在哪里？
业务员回答：你来的话，我们这边有人负责接待。
上官正义一边假意“还在考虑”一边套话，他问代孕机构还有什么业务？业务员介绍称，公司还单独贩卖《出生医学证明》，也就是出生证。价格20万一张，除了北上广深，其他城市只需等3个月就能做出来。他向《新浪新闻在场》表示，根据多年打拐经验，哪怕是代孕生的孩子都不需要用如此高昂的价格单独购买《出生证》，什么人需要购买《出生证》不言而喻。
据他所知，去年一张《出生证》的价格还是15万左右，随着国家层面严打儿童拐卖，《出生证》的价格也水涨船高，达到了“触目惊心”的20万。
“我关注到代孕，就是因为之前在打拐过程当中发现，代孕机构会伪造出生医学证将‘多余’的孩子卖掉。他们之前非常猖狂，以数十万的价格将这些所谓多余的孩子公开送养。最近两年他们就不敢以这样了。”上官正义表示。
对于代孕妈妈来说，多植入一个胚胎，多怀一个孩子，等多拿点钱。对于代孕机构来说，“孩子”是一个被物化的商品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利可图。
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一鹏对《新浪新闻在场》表示，这一事件的核心违法点有：
- 非法从事代孕活动，违反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；
- 组织未成年人代孕，涉嫌《刑法》拐卖妇女儿童罪、强迫劳动罪；
- 伪造、买卖出生医学证明，涉嫌《刑法》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；
- 非法行医及医疗勾结，涉嫌《刑法》非法行医罪；
- 非法送养儿童，涉嫌《刑法》拐卖儿童罪。
那么，龙某称对代孕母亲未成年“不知情”，是否能免除法律责任？
欧阳一鹏律师认为，客户称对代孕母亲未成年“不知情”，不能免除法律责任。法律上认定是否存在过错是需要主客观相一致进行判断，例如：客户虽然主张“不知情”需举证，如果出生证明确载明代孕母亲年龄（如17岁），可推定其明知，可能构成共同侵权或者犯罪。
那么，为何代孕屡禁不止？我国法律对代孕的禁止性规定较为明确，但具体责任主体和处罚措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，代孕行为本身未入刑，对代孕中介、客户的法律责任缺乏专门条款，实践中需依赖其他罪名间接追责，存在打击力度的不足。
欧阳一鹏告诉《新浪新闻在场》，目前需要完善的是多部法律之间的衔接问题，我们法律及法规明确禁止代孕行为，立法主要目的也是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，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借助现代医学实施非法代孕行为的控制，存在多部法律衔接不畅的问题，遏制非法行为的力度需要强化。
发布于：北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