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转自：北京日报
柳易
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12月第1版
“我在一座滇西县城生活了26年，我的童年，我的青春，以及我身体的探索和成长阶段都消耗在那座县城的缓慢时光中。”海男说。她的长篇小说《县城》正是讲述了这样一段岁月里所发生的故事。
“我”十八岁那年，喇叭裤在县城开始流行。“我”穿起了喇叭裤，坐初恋情人李路的货车去省城，遇上了父亲的情人女医生张阿姨，得到了一双高跟鞋。因为与咖啡商人的爱情，“我”拒绝成为李路的新娘。后来“我”又遇到了简，一位云游四方的省城摄影家。这期间“我”为了爱情而辞了职，成了一位在家写作的人。与此同时，“我”的哥哥用自行车带着一个已婚女人私奔但失败，与一个女人结婚却因为她不能生育而分手。姐姐的丈夫总是不断地发生婚外情，而姐姐也爱上了别人，先是文化馆的小提琴老师，后来又是医院的副院长。而“我”的弟弟不幸染上了毒瘾，久戒不掉，最后不堪煎熬，和他的妻子双双跳楼自杀。
“我的往昔之乡是《县城》，它像露珠可以溶解一切秘密之花。”在一篇文章中，海男这样写道。海男出生在云南省永胜县，这是云南西北部的一个小县城。阅读《县城》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作者所写的，就是她的永胜，那个带着异域风情的偏僻的县城，而那个“我”，未尝不是现实中的作者。小说所讲述的故事琐碎、零乱，却又充满烟火气息，因为它是一部个人在县城的生活史，是一个家庭在县城俗世生活中的沉浮变迁史。
在这部小说中，县城具有了某种特定的意义。对于生活在都市的人来说，县城不过是一个稍大些的集镇，而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而言，县城就是城市。县城具备了城市生活的种种复杂元素，但和真正的城市生活（开放的、鲜活的）又保持了一段距离。县城是一种尴尬的地理名词和生活方式，县城既追逐时尚（在小说中被一再表述为时髦）又抱残守缺，不断生产隐私而隐私又无处可藏（流言蜚语瞬间便满天乱飞）。对于生活在县城里的人而言，面对县城，犹如面对一座城堡，“我”也好，其他人也罢，都被时代与生活裹挟着，在一种奇怪而巨大的力量牵引下往前冲。
在书中，省城作为另一种象征意义而存在，它就像是为县城和县城里的人打开的一扇窗户。父亲曾经作为采购员而长住省城，直到他病逝。哥哥最后去了省城，在那里有了自己的事业，姐姐也在省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。至于“我”，最后则在省城买了房子，长住那里写作。在小说中，反复出现去省城的情节，出现省城对于生活在县城里的人的诱惑。这种诱惑的力量同样巨大，它仿佛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生活，使小说中的人物得以抵御县城俗世生活的庸常，不至于被淹没。
正是在这种现代与落后、现实与欲望（精神的、肉体的）发生剧烈碰撞的俗世生活中，“我”不可遏止地成长了起来，由一个对爱情的盲目者最后转为对人性、对情感的洞察者，成为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人。而“我”的哥哥、姐姐，在对爱情与婚姻的不断追寻中也逐步成熟起来。小说中的另一个隐忍者——母亲，同样在县城生活的挤压下变得坚强起来，如她得知自己的小儿子和儿媳的死讯后，令人吃惊地冷静，只是在最后骨灰入土的一刹那，母亲才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叫。那声尖叫，是一个母亲与儿子最后的告别，亦是对长期忍受丈夫出轨而积压的痛苦的释放。
毫无疑问，县城对于作者来说，既是一种地域符号，更是一种生命符号，她要记下的，不仅仅是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发生在滇西北那座县城里的红尘旧事，更多的是要讲述一种生命的成长过程，并由此而产生的源于俗世生活而又直抵灵魂的喜悦、慌乱与疼痛。而正是它们的存在，才使得成长变得更丰沛，更坚韧。
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体中，海男的写作有着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。从这一点上说，《县城》算得上是她的一部代表作。在这部小说中，海男以“我”的成长为蓝图，大胆呈现女性在追求爱情与理想生活过程中的情感宣泄和精神修炼，完成了一次女性主义的精神构建。（作者为书评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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